建安二十四年，关羽水淹七军，威震华夏，曹操一度欲迁都以避其锋。然而，就在关羽锋芒最盛之时，一个叫吕常的名字，却如一根细不可见的鱼刺，卡在了荆州通往中原的咽喉要道上。
吕常，南阳博望人，时任横海将军，领章陵太守，驻守襄阳。在三国演义里，他连一句台词都没有，只作为夏侯尚的副将出现在汉中战场。但在三国志的缝隙里，这个人的身影却异常坚韧——他守襄阳，守了整整八年。
建安十三年，赤壁之战后，曹操北退，留曹仁守江陵，乐进守襄阳。乐进死后，襄阳守将几经更迭，到了建安十九年，曹操任命吕常为襄阳太守。彼时，襄阳早已不是当年刘表治下的繁华重镇，而是曹刘对峙的最前线。南有刘备的荆州兵团，西有刘封、孟达的东三郡，东有孙权不断骚扰的江夏。襄阳城孤悬汉水北岸，像一颗钉子，钉在南北交锋的咽喉上。
吕常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整军备战，而是修渠。
他在襄阳城北的汉水边，疏浚了一条废弃的灌溉渠，引水绕城。表面上是为屯田，实际上，这条渠成了襄阳的第一道防线——水渠环绕北、东、南三面，只在西面留出狭窄的陆路。敌军若来，必先渡渠，而渡渠之时，正是弓弩手的活靶子。
第二件事，是筑堡。
他在襄阳周边的宜城、中庐、邔县等地，修筑了十余个小型堡垒，每堡驻兵百人，囤积粮草。这些堡垒看似分散，实则互为犄角。若敌军围城，堡垒中的守军便骚扰其粮道；若敌军分兵攻堡，襄阳主力便出城袭其后方。这套战术，后来被东晋的郗超总结为“守大城必守小城”，而吕常，提前一百年就用上了。
关羽北伐时，襄阳是曹仁的防区，但曹仁主力在樊城，襄阳的防务，实际由吕常负责。关羽围樊城，水淹七军，于禁投降，庞德被杀。樊城城墙被水泡得发发可危，曹仁一度想弃城而走。是满宠劝住了他“山水速疾，冀其不久。闻羽遣别将已在郏下，自许以南，百姓扰扰，羽所以不敢遂进者，恐吾军掎其后耳。今若遁去，洪河以南，非复国家有也。”
但满宠没说出口的是樊城之所以能撑到徐晃来援，是因为襄阳还在吕常手里。
关羽不是没打过襄阳。他派了一支偏师，由荆州名将赵累率领，试图拿下襄阳，彻底切断曹仁的退路。赵累围攻襄阳数日，吕常闭门不出，只令弓弩手从城头俯射。赵累攻城不下，反被吕常夜袭营寨，烧毁粮车数十辆。此后，关羽再未分兵攻襄阳——他耗不起。
后来徐晃来援，突破关羽的包围圈，与曹仁会合。关羽退走，但襄阳仍在吕常手中。一直到曹丕称帝，吕常仍守襄阳。黄初三年，曹丕南征孙权，吕常率襄阳兵出汉水，牵制东吴的江夏守将。战后，吕常被封为横海将军，赐爵西鄂侯。
但吕常最令人惊叹的，不是他的战绩，而是他的寿数。
三国乱世，名将如流星，璀璨而短暂。关羽、张飞、吕布、孙策、周瑜、太史慈、张辽、徐晃……这些名字如雷贯耳，却大多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陨落。而吕常，这个在史书上只有寥寥数笔的人，却活到了八十多岁。
他生于东汉永和年间，卒于曹魏正始年间。他的一生，跨越了东汉、三国、曹魏三个时代。他见过黄巾之乱，见过董卓入京，见过群雄割据，见过三国鼎立，甚至见过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。他守襄阳时，诸葛亮还在隆中躬耕；他死时，姜维已经九伐中原。
一个在乱世中守着一座孤城的人，居然活到了八十多岁。这本身就是一件奇事。
更奇的是，他死后，襄阳百姓为他立祠。祠在襄阳城西，香火延续了数百年。直到唐代，诗人孟浩然路过襄阳，还写诗提到“羊公碑尚在，读罢泪沾襟。”羊公碑是纪念羊祜的，但吕常祠与羊公碑并列，可见在襄阳人心中，吕常的地位不亚于羊祜。
羊祜是谁？西晋名将，镇守襄阳十年，与东吴名将陆抗对峙，以德服人，死后百姓罢市痛哭。而吕常，比他早守襄阳五十年，守的是一座四面受敌的孤城，面对的是关羽、刘备、孙权三个方向的压力。羊祜守襄阳，是西晋对东吴的压倒性优势；吕常守襄阳，是曹魏在荆州方向的全线收缩。
史书没有为吕常立传。三国志里，他的名字只出现在别人的传记里，附在曹仁、徐晃、满宠的传后。但正是这个没有传记的人，守住了三国最险的一座城，熬死了几乎所有同时代的名将。
有时候，历史的光芒太盛，反而遮蔽了那些沉默的基石。吕常就是这样一块基石。他不曾攻城略地，不曾水淹七军，不曾单骑救主。他只是守着一座城，守着一条渠，守着十几个堡垒，守着曹魏的南大门，一守就是八年，一活就是八十多年。
他不是英雄，他只是幸存者。
但在这个乱世里，幸存，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英雄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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