赤壁之火，三分天下，此一炬也，非独周郎之智，亦天时之利、人心之合耳。然世多誉孔明借风之巧，而轻公瑾筹谋之深，实为皮相之论。夫赤壁胜败，非仅在东南风起于一瞬，而在江东君臣能于惊涛骇浪中，执一“稳”字，破曹公“急”字，此中机枢，足为后世鉴。
曹操挥军南下，其势若泰山压顶。收刘琮、并荆州，水陆步骑号称百万，旌旗蔽日，舳舻千里。彼时江东，内而张昭辈惶惶言降，外而刘备新败仓皇南奔，孙权年少初承大位，众心未附。当此之际，若论兵力、论版图、论粮秣，孙权皆非曹操之敌。然兵法有云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”曹军之弊，不在寡而在骄，不在弱而在疲。北士南征，不习水战，此一短也；远来疲敝，瘟疫横行，此二短也；马超、韩遂未定，关中肘腋之患尚存，此三短也。而曹公恃其威名，以檄文恐吓，欲效光武故事，使孙权望风解甲，是误以“势”为“实”也。
孙权之明，不在于勇于决战，而在于能辨虚实。鲁肃一言“众人皆可降曹，惟将军不可”，直刺其心；周瑜夜观水寨，断言曹军“犯兵家四忌”，虽草木皆兵亦足可一战。此非匹夫之勇，乃基于对敌我长短之冷静剖析。若徒恃血气，一鼓作气而战，则必蹈袁绍官渡之覆辙。故赤壁之战，首战非火攻也，乃“心战”。孙权斫案决计，拔出佩刀，非怒也，乃断彼此之疑，合文武之力也。此一举，定江东君臣死战之志，消主降派观望之念，根基固而战意纯，此为大将谋国之始。
及至两军初逢，曹军小挫，遂退驻江北，锁船为营。周瑜、黄盖等见其连舟，方出“火攻”之策。然火攻之成，非黄盖诈降之苦肉计，亦非孔明登台之祭风，关键在“时机”二字。曹军铁索连舟，固为短板，然若风向不利，火起反噬己军。于是有东南风起，黄盖率艨艟数十艘，实以薪草，灌以膏油，伪称来降。当是时也，江面雾气弥漫，曹军望见船来，皆以为黄盖背吴投魏，大喜过望，毫无戒备。待至二里之遥，同时发火，火烈风猛，船往如箭，烧尽北船，延及岸上营寨。顷刻之间，烟炎张天，曹军人马烧溺死者无数。此一战，非关神鬼，尽是算定。周瑜算准了春冬季候之变，黄盖算准了曹军轻敌之心，程普等算出火攻之后追击之径。所谓“借东风”，不过是对气象规律的机敏运用，若归功于方术，反小觑了古人之智。
然赤壁之胜，最大功绩不在破曹兵，而在改变了天下走势的时间表。若曹公胜，则天下复归一统，或可免三国分裂五十年之动荡，然其代价，是江东豪强与荆襄世族必遭清洗，汉末酝酿已久的南方经济人文亦将受北地军政府压抑。而孙权、刘备之胜，保住了南方半壁的相对独立，使得蜀汉以“汉室正统”自居，吴越以“江东文明”自傲，形成后世文化区位之雏形。观其后六十年，虽三国争战不休，然各政权内修水利、发展屯田、招抚流民，蜀锦吴船北马并行，实际上为西晋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。此等曲折，是历史自我缓冲的智慧。
尤需指出者，是赤壁之战后孙权战略的迅速转向。胜后不追穷寇，放走曹操，既是实力所限，难以北渡黄河，亦是明智之抉择。他深知，若逼曹过甚，使其速亡，则刘备必乘机吞并荆益，江东将直面蜀汉之锋芒。故孙、刘联姻，表面以和，实则相互提防，各图扩展。孙权此后于濡须口与曹军对峙多年，不争冲锋，贵在持久，使得曹操终身未能渡江，此实为赤壁精神的延续——不赌国运于一场大战，而比谁的内政修明、后劲更足。后人常赞关云长之忠义、诸葛亮之智谋，然论治国之实利，孙权暗取荆州、经营交州，使江东从江东六郡扩展至岭南，此一稳扎稳打之功，被赤壁大火所掩盖，实为史评之失。
纵观赤壁，胜者非胜于术，乃胜于道；败者非败于谋，乃败于时。曹操知人善任，但急于一统；孙权不求速胜，但务在持久。曹公以“势”压人，周瑜以“理”度敌。所谓“火攻”，不过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真正让曹军败亡的，是其战线过长、后援不及、水土不服的“大势所趋”。长江天险，非为界蜀，实为南北文明之缓冲；东南风至，非天助吴，乃是万物运行之节律。举此一役，可知天下大业，非关一时豪气，而在审时度势，乘瑕蹈隙。能于乱世中不慌，能于大胜后不狂，此孙权、周瑜之所以能守鼎足之势者也。今人论史，喜谈奇谋妙计，却忘了那一夜火光背后，是无数日夜的忍耐与计算。此火能烧曹军战船，亦能照见后来者成败之道，未可尽委于天命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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